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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票的pos机好不好
第一讲新形势下金融科技变革与转型 /**/ 第一讲 新形势下金融科技变革与转型杨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金融科技研究院监事长、厦门鹭江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研究兴趣包括:宏观金融与政策、产业金融、金融科技、支付清算等。
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变革众所周知，金融科技不仅要从金融自身来谈，更重要的是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了解因素的变化、周期的变化。2020年一季度无论是从短期因素还是从长期因素来看，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凸显。比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调了2020年的增速预期，也下调了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前期预期的经济增长，这进一步反映出人们对2020年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
我国近两年也面临经济转型的重要挑战，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包括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要素积累可以是储蓄率上升带来的资本积累，劳动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增加。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环境也发生了众多变化，而疫情加剧了这种负面的影响，短期内实现经济转型存在一定的困难。
然而，从边际上来看，还是有一些改良的方向，这些改良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数字化转型。2019年9 月4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名为“数字经济2019”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美国与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基本上位于全球前列。此外，近年来全球互联网的数据流量显著增长，1992年全球互联网每天仅有100G的流量，到2017年已经飙升至每秒45 000G，预计到2022年会进一步增加。
这意味着在传统的经济运行体系与空间之外，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空间数据价值链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包括印度和美国），是全球比较少的巨国模型。每个巨国模型所代表的经济体的交易复杂度、经济部门的复杂性、人的活动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在现有的复杂体系内进一步推动数字化改造，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则会激发巨大的发展活力，来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
数字化变革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全新的数字经济模式。自电子商务发展以来，新经济模式不断涌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疫情的冲击下，基于线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展现出生命力。
第二方面，传统产业存在巨大的数字化改造空间，这同样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进行体制改造的重要动力。
第三方面，数字化给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众多新压力、新挑战。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一样，决定了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比如线上会议越来越火爆，但与此同时，制约线上会议发展的不再是获取流量软件方面的因素，而是网络、硬件等基础设施能否跟上线上活动的快速增长。
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是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更重要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往数字化方向转型的大趋势。与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同步，金融呈现出数字化转型与变革的大趋势。近年来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人们经历了一轮挑战和尝试，金融科技的创新逐渐步入正轨。
回顾历史，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做了一个描述，但这个描述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并且与当时国内比较火爆的一些典型的互联网金融业态有密切联系。慢慢地，在互联网金融发展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无论基于国际视角还是国内视角，金融与科技的融合逐渐回归金融机制、金融原理。比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2016年对金融科技下了一个定义，即新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通过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仍然需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整治逐渐进入收尾阶段；另一方面，2019年央行等几部委推出了金融科技的规划。与上一轮互联网金融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状况有所不同的是，这一轮在顶层设计、理论认识、规范约束方面打了一个比较好的...
整个现代金融业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本上每隔10年技术就会快速迭代。与之相应，在金融领域以银行为代表，传统的存贷汇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进入21世纪，新兴技术快速迭代，金融的创新与业务活动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原有金融业的基本架构被重塑，带来多种具有变革意义的业务、功能、渠道、组织创新。以电子支付为例，从银行卡到条码支付，由第三方支付所引领的零售支付的创新工具和模式不断涌现。只有技术给予支撑和保障，才有可能在支付清算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国电子支付发展概况
图1-1 现代金融业与科技融合的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目前，我国的第三方支付发展全球领先，这离不开支付技术不断的创新突破，从信用卡、“金卡工程”到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市场的规范发展，我国的支付产业正朝着提升用户体验与保障支付安全并重的方向发展。
1.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第一张信用卡“长城卡”
中国银行于1986年10月做出推广“长城卡”的决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了统一命名的“长城信用卡”，简称“长城卡”。该卡使用人民币为统一的结算货币，自此国内通用的人民币信用卡诞生了。到1992年9月，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在拉萨市发行长城信用卡，“长城卡”成为第一张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信用卡。
2.1991年，全国卫星通信电子联行代替手工联行
1991年4月，首批电子联行业务在广州、哈尔滨等7个城市运行，自运行以来其系统稳定性不断提高、业务量不断增加。电子联行使异地资金的汇划在几秒钟内就可完成，展现了异地资金汇划“快、准、平、清、安全”的优点。此举推动了联行清算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为我国的清算系统和国际接轨创造了条件。1995年，电子联行“天地对接”工程实施，进一步扩大了电子联行的覆盖面、加快了资金划转速度。
3.1994年，金卡工程实施
1994年6月，国务院批准首批12个省市启动金卡试点工程建设。1997年，12个试点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全面开通。
4.1999年，第三方支付企业成立
北京环迅股份公司和上海首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第三方支付企业。
5.2002年，银联成立
2002年3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中国银联是中国银行卡联合组织，处于银行卡产业的核心和枢纽地位，是实现银行卡系统互联互通的关键所在。
6.2005年，大额实时支付系统正式运行
该系统主要处理同城和异地的大额贷记支付业务和紧急的小额贷记支付业务。大额支付指令逐笔实时发送、全额清算资金，主要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提供快速、高效、安全、可靠的支付清算服务，是支持货币政策实施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
7.2006年，小额批量支付系统正式运行
该系统是继大额实时支付系统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建设运行的又一重要应用系统，主要处理同城和异地纸凭证截留的借记支付业务和小额贷记支付业务。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建设以大、小额支付系统为主要应用系统的现代化支付系统，将逐步形成以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为基础，票据交换系统和卡基支付系统并存，支撑多种支付工具的应用并满足社会各种经济活动支付需要的中国支付清算体系。
8.2007年，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正式上线
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是指运用影像技术将实物支票转换为支票影像信息，通过计算机及网络将影像信息传递至出票人开户银行提示付款的业务处理系统，它是中国人民银行继大、小额支付系统建成后的又一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影像交换系统定位于处理银行机构跨行和行内的支票影像信息交换，其资金清算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覆盖全国的小额支付系统处理。
9.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该政策旨在促进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规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行为，防范支付风险。
10.2011—2013年，快捷支付出现并快速发展
快捷支付指用户购买商品时，不需要开通网银，只需提供银行卡卡号、户名、手机号码等信息，银行验证手机号码的正确性后，第三方支付发送手机动态口令到用户手机号上，用户输入正确的手机动态口令，即可完成支付。它是银行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所采取的提升支付快捷性、便利性的支付创新手段。
11.自2014年起，条码支付快速发展
条码支付是支付宝为线下实体商户提供的一种快捷、安全的现场支付解决方案。无须安装POS机，直接通过已有收银系统或手机，扫描用户手机上的条形码或二维码即可向用户发起收银。条码支付经历了从“叫停”到规范发展的过程，为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积累了大量支付场景。
12.2020年，《人脸识别线下支付行业自律公约（试行）》发布
该政策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组织制定，旨在规范人脸识别线下支付（以下简称刷脸支付）应用创新，防范刷脸支付安全风险。目前，刷脸支付逐步兴起，刷脸支付的快速兴起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更带动了相关移动支付产业链的腾飞。伴随5G、AI、Io T等前沿黑科技的加速应用落地，中国刷脸支付产业正加速崛起。
理解金融科技有不同的视角，除了可以从新兴的业务功能、产品的角度理解，还可以从金融科技服务的行业主体角度理解。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角度，提供金融科技服务的四大主体都值得关注。
第一是银行、保险，包括证券、信托等持牌金融机构。从全球来看，它们都在积极应用新技术，并且尝试金融科技输出，是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第二是互联网企业，主要是大型互联网企业。比如这两年Big-Tech[1]（大型科技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在金融业务、类金融业务、科技输出方面都有广泛的布局，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第三是新一代技术企业。这类企业不做金融业务，更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外包服务支持金融机构、类金融组织、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新一代技术企业是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第四是互联网金融和类金融组织。它们经历了进一步的整顿以实现合规发展，并体现出自身的技术能力，也是提供金融科技服务的重要主体。
从当前国家的政策方向（包括央行金融科技规划落地的一系列措施以及近期相关部门出台的一些规定）来看，首先是鼓励并支持持牌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和发展。除此之外，如何更好地规范发展Big Tech类企业，怎样促使新技术企业与持牌金融机构有效合作，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点。互联网金融、类金融组织则必须持牌经营金融业务，这是未来各国监管的一个重要方向。
未来几年，银行、证券、保险这些持牌金融机构将成为重要的金融科技创新主体。与此同时，Big Tech会与持牌金融机构形成重要的互补，新一代技术企业将成为重要的外部支撑。上一轮互联网金融时代涌现出来的新金融模式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需要加以甄别。
目前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窗口期，既要避免互联网金融重蹈覆辙，又要抓住重大历史发展机遇。有9个要点值得进一步思考：
（1）人才。金融科技的创新离不开人才。某些领域需要复合型人才，但更多领域需要的并不是复合型人才，毕竟复合型人才是少数。所以多数人应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避免被AI、机器所替代。比如AI+金融，在可解释、可验证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中间有大量的黑箱，如果利用人才的专业能力弥补不足，人才的不可替代性会进一步增强。所以人才是第一个要点。
（2）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在金融领域逐渐应用。
（3）数据。数据是数字化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4）场景。所有的金融科技创新最终都要落到特定的场景中。
（5）资本。从全球来看，主要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场景应用的中心，往往也是投资和支持金融科技从业主体快速发展的资本集聚中心。
（6）产业。所有的金融科技创新最终都要服务某些产业，这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的最终落脚点。
（7）监管与政策。金融科技的创新必须在监管允许的范围之内。
（8）硬件。硬件是基础设施。
（9）文化。这直接涉及软实力、软性竞争力问题。
总之，金融科技的创新、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不是短期的事情，中长期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注释
[1] 最早使用这一名词的是新闻媒体。在早期的一些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曾把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合称为“BigFour Tech”（四大科技企业）。后来，一些报道在这四家公司的基础上加入微软，将它们并称为“BigFiveTech”（五大科技企业）。再后来，人们干脆把“Big”和“Tech”之间的量词去掉，用BigTech来泛指那些拥有庞大用户、具有广泛业务的科技企业，包括中国的BAT在内的一大批企业也都被划入这一行列。
金融科技应用新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的冲击，对金融服务模式也会产生深远影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未来经济金融体系会呈现出三个值得关注的变革趋势：
第一，更加重视数据优化与标准化，运用大数据方法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数字化时代积累重要的生产要素奠定基础。数据就是数字化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不足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但在目前海量数据充斥的环境下，大量的数据泡沫、非标准化的数据、存在问题的数据，同样也会带来信息不对称。因此，下一步金融科技的创新应用始终离不开数据基础的优化与标准化。
第二，金融业将进一步拥抱人工智能、区块链新技术，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线上化、移动化、智能化。
第三，新技术难以单兵突进，它的发展离不开合理、透明、规范的制度规则。虽然现在越来越强调技术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但技术本身其实是难以单兵突进的，因为经济活动、金融活动还是人的活动，所以离不开合理、透明和规范的制度规则。
从中观角度进一步聚焦，金融科技从技术端到业务端的中间环节的联动性正在逐步提升。受疫情影响，短期内提出了项目建设、场景建设非常迫切的需求。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技术、业务与中间环节的联动性进一步提升。中间环节则包括技术标准、平台服务模式、监管和政策等，保障了金融科技生态与产业链的高效运转。
另外，金融科技的创新离不开供给端与需求端两大要素的影响。供给端要素包括技术与监管。需求端的要素是企业与消费者偏好。从全球范围来看，影响金融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的最大因素体现在监管层面。监管给予的空间直接决定了金融这样的特殊行业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跟技术相融合。来自需求端的企业与消费者偏好体现为人们对线上化、移动化、数字化的适应度不断提升。
进一步具象化来看，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业务、产品与服务。以银行业为代表，银行的存贷汇业务受到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比如保险行业中保险科技已经成为金融科技创新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金融科技在证券、信托等其他持牌金融机构领域也在快速迭代和发展。
（2）主体与组织架构。众多金融机构在主体组织架构方面不断做出探索和转变。比如银行内部包括网金部门，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它们都在不断探索如何使自己的组织架构达到最优。
（3）风控与安全。风控与安全一直是金融机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生命线。智能风控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4）合作模式与生态。这不仅涉及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还涉及金融机构与技术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机构与流量组织、平台、大型Big Tech之间的关系。合作模式与生态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5）在技术与金融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广义上的金融科技创新业务，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思路，分为支付结算、存贷款资本筹集、投资管理与市场设施。这些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呈不断增长的态势。
前几个方面涵盖了主要的金融业务的特点，最后一方面是非金融业务，主要涉及能够支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跨行通用的一些基础设施、基础设备等。它决定了承载于其上的金融科技创新能否顺畅地推进。所以金融机构的金融科技创新一直在延续，在未来仍将不断推进。
经过疫情的短期压力测试，中长期来看，判断哪些领域可以进一步往前探索不只是监管面临的挑战。行业要全面提升技术能力、规范性、认知水平、综合能力来应对政策给予的短期空间所带来的挑战，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非接触与零接触服务。非接触与零接触服务能够对机构供给与客户需求两端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机构供给端需要不断改善自己的服务产品，提高供给优化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对客户需求端产生的影响。过去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特定的用户群体因为是弱势群体而难以掌握数字化的手段与能力，在享受数字服务方面有障碍。随着数字化对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改进，这一类客户对数字化服务的需求将增加。来自客户端的压力会倒逼线上业务快速发展，跨越PC互联网阶段，向移动互联网阶段进一步提升。
第二，支持中小微企业。金融机构的“抗疫”更多体现在普惠金融方面，但是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有限。一方面是因为原有金融科技在B端业务发展中存在一些天然的瑕疵和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下的融资需求是短期需求，更大的影响来自金融之外。
第三，服务供给的多渠道、多视角协同。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应用与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布局，但是这些布局之间的协同程度有待提高。未来，明晰客户对便捷服务的要求，会进一步倒逼金融机构更好地协同整合不同渠道、不同视角、不同部门，而不是进行撒网式布局。
第四，更重视B端业务。C端业务受金融科技的冲击非常大，我国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了一个相对有特色的地位。但是在B端业务方面，金融科技的应用还存在很大的不足。目前，社会越来越关注基于供应链、贸易链、产业链的产融结合式创新，这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要避免“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应利用新技术，通过平台合作落地最佳场景来缓解供应链金融中天然的痛点与矛盾。
第五，全新的风控压力。未来，金融科技创新对风险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线上业务积累不足、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存在不足、人才与技术能力储备不足的银行来说。利用线上手段服务于本身数据积累不够、信用评估比较难的企业，给风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第六，对金融行业数字化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造成压力。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在更好地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对外赋能的同时应审视自身经营的数字化程度，在关注前台给客户赋能的同时还要应对中后台线上化提出的挑战，全面改进自身的运营能力。
第七，非融资性服务的创新不断加速，包括支付清算、风险管理、投资与财富管理。比如，如何实现精准保险，如何更好地进行财富管理与资产配置。
第八，单独聚焦监管因素。在疫情影响下，监管部门推出了一些短期内可以进一步推动创新和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为某种压力测试，或者说是某种监管沙箱。以线上开户为例，监管层提出银行可以在有效防控风险，准确识别客户身份和开户意愿的前提下，综合运用远程视频、人脸识别、电子证照等方式，通过电子渠道为客户办理开户变更等业务，但疫情结束后，银行仍需及时联系客户补齐相关手续。这一系列政策虽然具有短期效应，但是对未来进一步探索相关领域的改革发挥了推动作用。当然，疫情之后进一步推动远程开户改革，也应充分考虑效率与安全的平衡。与远程开户有关的配套法律规则、内控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从制度上保障电子单证、影像、签章、数据等的合规合法性。
金融科技助力机构数字化转型下面回到中长期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如何助力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以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主体——银行作为典型案例来进行剖析。
影响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因素越来越多，比如经济周期、产业周期、监管周期、银行周期、技术周期。曾经有人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银行业改革非常成功，表面上看是上市股改，其实背后是2003年开始的一轮全球黄金增长的周期。如果条件变了，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好日子是否还会继续？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明显感受到这种挑战。以美国为例，美国银行业主要包括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体系下所有参加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截止到2019年年末，这些机构总共有5 193家，商业银行4 521家，储蓄机构662家，外资银行分行10家。FDIC的数据显示，1985年美国银行曾经多达18 000多家。可以看到，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和企业一样变化很快，10 000多家退出市场的机构中有近1/4～1/3是因为破产，其余主要是通过并购重组退出市场，破产的机构更多是实力较弱的小机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应对挑战有不同的着力点，技术投入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
美国咨询公司Celent曾预测2019年美国银行业科技投入将超过1 000亿美元，新科技的研发将占信息技术支出的37%，2020年该比例会增长至40%，2022年将达到50%。大型银行在科技创新领域处于领跑地位。2019年，摩根大通的科技预算为114亿美元，位居行业第一，较2018年增长5.6%，其中近一半的科技预算用于在内部实施颠覆性科技应用，另一半则主要用于系统和数据的维护。排名第二的美国银行2019年的科技预算也达到100亿美元，其中30%用于技术创新投资。位列第三和第四的是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2019年的科技预算分别为90亿美元和80亿美元。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在科技投入上的差距日益扩大，规模较小银行的投入金额明显落后，处于竞争劣势。未来中小银行可能会通过更多地使用第三方科技外包服务或开展行业内并购来获得竞争优势。
无论是银行信息化、电子化、银行金融科技还是开放银行，这些概念背后都意味着新技术、新模式对银行的组织架构、业务和机理的重构，归根结底就是利用先进的技术实现银行效率、效益、效果的全面提升。在全球的银行数字化转型变革中，可以借鉴的有三类：第一类是中小银行的数字化重生。第二类是全新的新兴数字化虚拟银行。从英国的Atom Bank（原子银行）到我国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这些都是没有历史包袱、具有新兴基因的银行。第三类是大型银行的数字化道路。
需要特别关注中小银行的数字化重生道路。大量小银行在竞争中不得不黯然退出市场，而生存下来的小银行都离不开几个大的发展方向：（1）扎根于地方，扎根于社区，不进行大规模扩张，更多地服务于地方，服务于社区。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有一些银行在家族里传承多年，不会受到太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冲击。（2）融入大型金融集团的平台中，获得更多平台资源的支持。（3）进行数字化的转型与重生。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改善产品、获取客户，逐步实现服务的智能化。这个方向在业内已经形成共识。
无论是从行业接受程度还是从监管的认知程度来看，中小银行在快速利用金融科技创新业务方面，空间将有所增大。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战略层面四个方面的目标。
第一，客户。商业银行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一方面，从客户角度看，银行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例如，客户对银行的信任度高于科技公司，银行拥有数量庞大而又独一无二的零售和对公客户数据集合，天然具有数字化转型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由于受到相对僵化的模式约束，在更好地服务客户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目前商业银行业务的离柜率高达80%多，手机银行对网络银行的替代性极高，大量的手机银行客户掌握在国有大行、股份制大行手中。但是这些海量客户的活跃度究竟多高，有没有享受到很好的服务等问题值得存疑。从传统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讲，不仅要关注如何获取客户的问题，更要关注如何更好地为现有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问题。
第二，监管。银行业是各国监管部门关注的核心，其创新活动也受到各类监管规则的严厉约束。一方面，大量银行数字化创新活动首先在监管边缘地带或不受监管约束的地方开展起来。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监管部门在“自上而下”地推动某些银行的技术变革，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开放银行”。各国监管部门的政策目标往往需要在以下三者之间权衡：金融稳定与安全性，提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提升本土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机构。从商业银行角度来看，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躺着赚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银行数字化转型最根本的动力。由于外部监管和内部因素的变化，银行一方面难以靠传统业务持续获得高增长，另一方面更难参与复杂的金融业务。因此，如何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来进行全面的“挖潜改造”，成为新形势下商业银行重获生命力的重要着眼点。具体来看，在业务与产品、组织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基础设施等各个层面，可能都存在“粗放式”发展与可以优化的地方。进行数字化改造，本质上是为了改善银行的“体质”，从而构建更稳定、可持续的新商业模式。
第四，行业。从行业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那些真正有动力、希望生存发展的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可以借助数字化转型来构建银行间合作发展的共赢机制。例如，在系统建设、跨区域客户共享等方面。与此同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空间也在不断扩大，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为银行创造全新的外部业务与技术关系，以应对金融“脱媒”的挑战。
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对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基本保障等要素的把握，从而实现理性、健康、高效、可持续的转型探索。具体来看，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正如过去所说，路线是纲，纲举目张。无论是英国《银行家》这样的媒体，还是像美国的骆驼评级这样的监管评级，均在不断提升战略与管理这个要素的权重。在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环境下，各家金融机构更要结合各自特点，明晰战略定位。
第二，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架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在海外探索新的组织主体，并将其嫁接到原有机构上，来适应新的组织机构体系。
第三，保障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原则与边界。
第四，发掘大数据的内在价值，提升数据的质量。
第五，充分利用新一代技术与系统。可以在非核心的业务地带，加大金融行业对不太成熟的处于创新阶段的技术的探索和应用。
第六，全面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场景创新。传统银行的信息化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提升管理和运作效率，因此更加关注企业级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而非用户体验、快速创新和灵活的扩展能力。与这样的企业端信息化转型不同，银行数字化本质上是面对客户端的科技创新，包含面向业务场景的自我赋能。一则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与模式，全面拓展家庭金融服务链、产业金融信用链，把握好智能化家庭消费金融、财富管理等服务配置，以及大企业、小企业的需求特征，真正实现场景金融的服务融合。二则可以着眼于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基本金融功能，实现服务空间与时间的拓展，围绕碎片化的客户潜在金融需求，提前予以发掘、培育和满足。三则积极拓展面向政府G端的需要，使之更具便捷性、智能性和公共性。四则为了实现面向各类客户的无处不在的“交互”，推动客户向用户乃至伙伴进行转移。
第七，打造合作共赢的数字化新生态。数字化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互联互通，银行数字化转型本质上也是为了构建更加开放的合作共赢生态。具体而言，包括监管与银行之间的合作、银行同业之间的合作、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银行与技术企业之间的合作等，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业务、技术、系统、理念的共享共赢式发展。生态建设不能“一哄而上”，更不能“为开放而开放”，需要参与者有更加清晰的战略思考和定位，并且能够在生态建设中真正找到彼此互补、合作共赢的着眼点。
第八，完善数字化时代的责任与文化。疫情使金融机构充分认识到责任与文化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公益，金融机构应当与产业、企业、居民真正建立一个共赢、共享、共同生存的环境。近期调查显示，ESG[1]里包含的治理、责任等因素越来越受金融机构重视，尤其是亚太地区的银行，它们最希望在风险框架当中加入ESG因素。
我国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许多难点，必须理性看待。（1）如何构建支持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协调机制。（2）如何结合自身特点实施差异化的银行数字化转型策略。（3）如何确定银行内部持续推动的动力机制。长期以来，在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中，银行内部始终面临不同部门、不同条线、不同机构之间的竞争，有时能够最终提高竞争效率，有时则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阻碍。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否最终成功，不能只靠目标和理想，还需要在内部构建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在转型中尽量增加多数内部人的利益。（4）如何避免数字化被滥用和变为运动式推进。（5）如何加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支撑。
你问我答
●在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对不同的机构来说，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不一样。比如在某些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果着眼于业务层面，则会面临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如果着眼于渠道层面，则会面临黑客风险、网络风险、开放环境下的欺诈风险等技术端的风险。但是对银行业来说，在转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监管风险、合规风险和战略风险。战略是金融机构在面临变化时首先需要考虑的，一旦战略方向有偏差，就会导致业务等一系列链条出现问题。
●进入数字化时代的标志是什么？
第一是数字经济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度。目前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哪些经济模式是数字化经济、新经济。比如，中国和美国在一些新技术方面其实已经走在世界前沿，中国更多是技术应用方，美国更多是技术原创方。归根结底，相关技术对经济的贡献都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从技术本身来说，无论是网络的普及率、移动手机的普及率，还是线上业务的深入程度等指标，都可用来衡量是否在向数字化时代快速迭代。中国数字化最终的动力来自庞大的网民群体和移动手机用户群体。中国移动端用户群体规模最庞大，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最基础的支撑。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数字化转型会快速迭代，而早期的数字化转型更多是适应需求端的场景应用型。下一阶段就整个体系来说，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借助来自庞大的需求场景的比较优势，在基础层面推动更多的技术创新，由此使技术真正成为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成为技术驱动型的创新经济体。
注释
[1] ESG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的投资理念，是投资者在投资时为了衡量企业的可持续性和环境、社会影响所关注的三个核心因素，这种策略也称为责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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